樊锦诗：书卷铺就敦煌路

　　我喜欢看书，但是看得很杂。年轻时，特别喜欢读小说。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牛虻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悲惨世界》……古今中外，什么都看。我尤其喜欢侦探小说，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来回翻。

　　让我开始向往敦煌的，是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一篇文章。敦煌是中国西北的一颗明珠，莫高窟里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，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……课文不长，但让我觉得敦煌太美了、太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每逢有敦煌的展览，或印有敦煌照片的明信片，我都要看一看。

　　1962年，也就是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，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《祁连山下》，更让我心生向往。徐迟笔下的主人公叫尚达，是一位留法画家。熟悉的人都知道，尚达就是常书鸿先生。读完《祁连山下》，我特别佩服、崇拜常书鸿先生。等到毕业实习第一次来到敦煌见到常书鸿先生时，我有些惊讶：他穿着朴素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当地人。

　　敦煌博大精深，有关敦煌的书，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已经读得足够多。看书很陶醉，到洞窟实地去看更是如此。如今，关注敦煌的人越来越多。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敦煌，2006年我和赵声良合作，出版《亲历考古：灿烂佛宫》。这是一本通俗读物，书中配了很多图片，已经多次再版。赵声良还写了一本《敦煌石窟艺术简史》，也很受欢迎。这两本书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一读。

　　我不算学者，谈不上有多少学术水平。我在敦煌研究院的管理岗位上工作了40年，敦煌学、管理、法律法规、文化遗产、文物保护……各个方面的书都得看。是主攻业务还是做管理，我心里有时会矛盾。后来想明白了，敦煌研究院事大，保护事大，我个人多写一篇论文、少写一篇论文事小。

　　不过，我也不甘心完全放弃业务。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宿白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，他的《白沙宋墓》是考古报告的典范。宿白先生对我的期望就是做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。可是我多年交不出卷，怀着内疚、惭愧的心情，在反复挫折、失败中探索前行，直到2011年才做出《莫高窟第266—275窟考古报告》，交付出版。

　　现在，我正带着年轻人集中精力做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二卷。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：为了永久保存石窟的所有信息资料、推进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，必须全面、科学、系统地做好考古报告，这是要留存的历史档案。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非常枯燥、繁琐，但也必须要做好。因为哪怕以后万一洞窟坍塌，有考古报告在，就可以复原。对石窟负责、对历史负责，我们不仅要完成第二卷，还要一卷一卷地做下去，直到完成所有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。